汉代制度
1、汉代的经济制度的经济来源依靠赋税制度，田赋是汉代的主要收入来源。汉代的田赋非常轻，农民只须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税。但是汉代税制有个大缺点，当时井田制已经废弃，土地所有权归了农民，土地公有变成了私有。由于可以买卖，就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形成了地主阶级，地主对佃农收租很高，达到十分之五。结果田税越低，只便宜了地主。2、汉朝官制实行九卿制汉朝官制实行九卿制，宰丞相具有较大的权利。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3、汉朝的选举制度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4、汉代的兵役制度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国民兵役分三种，一种是在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服兵役，每一国民这三种都需轮到。中央军有两支，一为南军，是皇宫的卫队，一为北军，是首都的部队。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戍兵需到边境守卫三天，如果不去的话，只要出三百钱给，就可免戍。地方部队由郡都尉管辖，每年秋天举行一次都试，为期一个月。地方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
三国时期8支超级部队，为何唯有虎豹骑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威名
曹操有两支宿卫精兵。一支为步兵，即许褚所率领的数百虎士，皆选自武艺高强之游侠剑客；另一支则为骑兵，即曹纯所率领的数百虎豹骑，豹骑（轻骑兵）早已有之，（重骑兵）则为官渡之战俘获袁军马铠后创建（此前袁军有三百马铠，曹军则不过十具）。虎豹骑既为天下 骁锐，其所配战马当然是优中选优，武器装备也代表着汉末最高水平，其成员很多都是从“百人将”中选补进来，至少都是连级干部，就连日后的大将军曹真、大司马曹休等曹二代名将也都曾在这支中服役锻炼，可见此部队级别之高，已经到了骇人之地步。三国时期有很多极强的精锐部队，但只有虎豹骑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威名，为何？很简单，因为历史乃胜利者所书写，虎豹骑身为大魏最强部队，数十年来未尝一败，如此役，虎豹骑力斩袁谭，只是小试身手。之后，这支劲旅又随曹操四处征战：北破乌桓，斩杀乌桓单于蹋顿；南击荆州， 一昼夜行三百里，追袭刘备；西叩潼关，助曹操反败为胜，击溃了马超、韩遂的西凉铁骑！而其他精锐部队，如高顺陷阵营，全军覆没于曹操征徐之役；如袁绍之先登营与大戟士，皆在官渡之战中灰飞烟灭；如蜀汉之白耳兵与无当飞军，则因蜀汉不置史官而记载模糊。东吴的解烦兵，则战绩不显；只有战无不胜的虎豹骑，在曹魏的历史上一路所向披靡，曹纯死后更由曹操亲自担任统领，更加大放光芒。
三国时期天下13州曹魏占据9州，实力远超蜀吴，为何魏国没有能够统一三国
感谢友友的好问题，没错，整个三国六十年光景，曹魏的大部分时间处于防守的态势，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因，那就是忧患伴随曹魏的始终，特别是内部的稳定压倒一切。生于忧患，忙于忧患：曹魏的真实处境 曹魏，产生自东汉末年的大。实际创始人曹操在群雄的纷乱相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基本统一了我国北方，为曹魏的建立打好了全部的基础，四梁八柱都已经建好了。其间的艰难和坎坷的创业史就不在此一一回顾了。总之，为了这个基业，创始人曹操是搭上了长子的性命，自己也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不过，这个的地基并不稳固，不稳定因素和事件迭出。这里不妨以一代目曹操和二代目曹丕权力交接的前后所发生的一些大事，来探究竟。《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第一》所载：“（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夏四月，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氏等叛。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建安二十四年）八月，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曹操在临终前的219年这一年里，外部西线战场和南线战场的失利且先不谈。内附的少数民族、守城将领、身边工作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都在反叛和。他的核心统治区几乎如草木皆兵。换了曹丕就轻松了吗？同样不轻松，臧霸就割据青、徐州二州，从曹操开始就只能羁縻之。到了曹叡，叛乱仍然不少，他临终前辽东的公孙康就彻底反叛了。司马氏掌权了，马上就有“淮南三叛”。（曹操，一生都与忧患和战乱相伴。这是他所处的背景甚至微观小环境。《三国演义》读者甚众，可是不觉得里面的曹操有些离史实过远了吗？）曹魏的内部稳定性，始终是个大问题。不妨回想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的“天下有变”，确实有其预见性、合理性和现实性。“不战屈敌虏”，消弭忧患：曹魏的路线转换 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论述的，曹丕接班后，在政治路线上与曹操相比来了180度大转弯。在治理理念、意识形态、人事路线和社会风尚等各个层面，都采取了与其父完全不同的路线和政策，概括地说，曹丕在魏国建立后，进行了政治路线的转换。而其子明帝曹叡基本继承和延续了他的政治路线。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言以蔽之，缓和内部矛盾，消弭忧患，缓解和消除其父与豪族的紧张对立关系。而这样做，是需要稳定的环境来支撑的，因此，基本采取守势。具体表现就是以合肥、襄阳和祁山三大战略据点以支撑，抗拒吴蜀。三国对峙近60年中，此三点为必守的支点，同时即便进军也未远离此三点。（曹魏三祖。其实他们在具体的施政路线上有很大的转向，体现在曹丕对曹操政治路线的矫枉过正上。）也许以曹丕在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八月，率军征讨孙权时所作的《至广陵于马上作》五言诗，可以明确曹丕乃至曹叡的军事路线。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翦殷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殖，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此诗中的“不战屈敌虏”、“充国务耕殖”和“量宜运权略”等，无不体现了曹丕的执政理念和军事路线。超越时代，突破局限：剧中人谈何容易？三国，从近处看，是东汉和西晋两个大一统王朝的中间阶段；从远处看，是两汉至隋唐之间的漫长过渡阶段的一个小阶段。即便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我们也能看到西晋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豪族占据统治地位都是东汉的延续，所以，三国只是过渡。隋唐与两汉的明显不同，首先在于士族（即两汉豪族的延续）的衰微和寒门的崛起；其次在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不再“独尊”、未立正统。这中间有三国的六十年对峙、有西晋的暂短的统一、有五胡十六国一百多年的纷争、有南北朝一百六十多年的更迭交替。所以，三国只是过渡。（三国乃至南北朝的过渡性质，在唐长孺老先生的著述中格外清晰和明确。）那过渡的到底是什么呢？由上，一是豪族的衰微与寒门的崛起，二是意识形态的开放性。由此可见，历史是在演变，但未必都是进步和发展，比如西晋。千百年后回顾三国，我们可以确定说有一位英雄，他曾经来过。他就是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曹孟德。（曹操，具有革命家的气质。也许，他是向豪强大族开火的第一人！早于宇文泰，早于杨坚，早于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也早于武则天。）同时，也有一位优秀的政（jing）治(li)家(ren)，他曾经来过。他就是既有远大雄心和长远视角，也很务实和实干的蜀相：诸葛亮诸葛孔明。（一个“隆中对”，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和务实，可见一斑。加上他的治蜀实践，梁启超笔下的“千秋六大贤相”，当之无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