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是第34个世界人口日，全国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专家表示，应该鼓励男性休假。在专家看来,各个教育阶段男女比例基本均衡，甚至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高等教育在校研究生中女生比例超过男生；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生源流动出现了数量庞大的陪读妈妈”群体，而且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尤其是语文和英语等教材中存在性别角色单一、男女形象刻板化呈现等问题。
据计算，女性在年均工资较高的金融业就业比例首次超过在年均工资较低的住宿和餐饮业就业比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女性比例为38.86%，接近女性比例占40%的性别均衡行业判定标准。其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女性比例为38.86%，接近性别均衡行业判定标准中女性比例占40%的标准。
此外，中国社科院对北京市外卖员进行调查后发现，2020年北京外卖骑手中女性的比例为9.04%，而到了2021年已增长到16.21%。这些数据都表明，在就业领域，女性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然而，教育领域中的性别角色单一和男女形象刻板化呈现等问题仍然需要引起关注和解决。在追求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保障的道路上，我们仍需不断努力，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专家则介绍了她参与的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资助课题——从性别平等视角应对低生育率的国际经验。根据平等-生育逆转理论，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呈U型分布，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起初会降低生育率，但最终会鼓励生育。
专家对比了应对低生育率的“优等生”瑞典与法国、“中等生”德国和“后进生”日本与韩国。指出，日本与韩国起步晚，政策设计上属补丁型，后知后觉；政策手段上，日本与韩国工作场所改革滞后；女性角色定位上，对于妻子和母亲还是劳动者，日本与韩国在不同政策中定位模糊不清，性别平等政策更多地被当作应对少子化的手段。
在教育领域，尽管各个教育阶段的男女比例基本均衡，甚至在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高等教育在校研究生中，女生比例已经超过男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源的流动，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陪读妈妈”群体，而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尤其是语文和英语等教材中，存在性别角色单一、男女形象刻板化呈现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解决。
鉴于国际经验，专家谈到，生育支持政策除考虑是提供经济、服务还是时间支持外，还要关注政策是以孩子、父母个人还是家庭为享受单位。经济类政策可有效保障儿童的最低生存需求，但要考虑政策，例如一些补贴，是否让收入低的女性更固守传统家庭角色；服务类政策应成为公共资源投入重点，服务提供要足够灵活，去保证女性的全职而非兼职工作；时间类政策应鼓励男性休假，使男性休假成为家庭经济与时间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专家特别提到，瑞典男性有3个月不可转让的育儿假，且休假期间工资替代率高于女性，因此鼓励了男方休育儿假。在就业方面，根据计算，女性在年均工资较高的金融业就业比例已经首次超过了年均工资较低的住宿和餐饮业就业比例。此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女性比例为38.86%，接近性别均衡行业判定标准中女性比例占40%的标准。
另外，中国社科院对北京市外卖员进行调查后发现，2020年北京外卖骑手中女性的比例为9.04%，而到了2021年已增长到16.21%。这些数据都表明，在就业领域中，女性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在传统观念中，男性往往被视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和工作的压力。然而，这种观念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因此，制定政策来鼓励男性休假是实现家庭经济与时间利益最大化的必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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