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目标函数是F，变量A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B是人均受教育程度，C是生活成本，D是生育政策，E是个人中心（与人均受教育水平有关），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这个问题理解起来难在哪里呢？工业化、城镇化与人均受教育水平必然导致低生育率，生活成本、生育政策也会影响生育率，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很大程度降低人口出生率。
难在这个传导过程是一个黑匣子，专家可以抓住前两个认为是低生育率的罪魁祸首，所谓的权重不确定就有极高的操作空间，结果表现是极低生育率，但过程完全可以把极低生育率怪罪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平均受教育水平上，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是平均受教育水平提升的一个表现，并没有什么新意。
那么专家的理解对吗？还得找一些经济体来横向对比，比如发达国家，一般意味着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且消费主义完全高于我国的年轻人的消费意愿，所谓的低储蓄率，高消费率，按道理如果核心指标是“年轻人追求自身的发展与快乐，如果生育会阻碍自己的发展和享受生活”，那么按道理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要比我们低得多，不管是从城镇化率还是人均受教育水平，都不能得到我国16年开始的断崖式下跌。
难道年轻人的思维在2016年发生了质变？说不通。过去可没少嘲笑日本，可不是这么解释低生育率的吧，人家从上世纪90年代的生育率经过三十年多年，从1.5仅仅下降到1.3，咱们用了几年？根本就很难得到突然一两年间年轻人开始疯狂追求自身的发展与快乐。东亚必然要对比日本和韩国，中日韩三卷王中，韩国生育率最低，日本生育率最高，我国按照斜率来看，很难说几年超过韩国。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不生呢，也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与快乐吗？这套逻辑根本讲不通，可以说是次要因素了，最大的可能还是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太高，韩国公共福利占GDP的比重太低 ，公共福利意味着居民的压力，且往往来源于税收，高税收低福利，尤其是年轻人的压力会非常高，我国这方面做的还不如韩国，从控制变量法来看，这才大概是生育率从16年之后断崖式下跌的原因。
如果把低生育率鉴定为年轻人自己的“选择”，不论是归因为年轻人贪图享受还是自我中心，最终都是把宏观的“锅”甩了出去。这样“获利”者不仅没有了被谴责的压力，而且还能去谴责“受害人”“你为什么裙子穿那么短呢？”这是非常阴险的一种“栽赃嫁祸”。问题出在哪里？家庭现金流相对被宏观政策冲淡了，每个人的债务压力都加大了。
时代的一粒尘，家庭的一座山。我不是否认年轻人会追求快乐，追去快乐本身也不是一件坏事情。而婚育和承担，本来也是“快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婚育和承担的成本，超出了年轻人期待快乐所能承受的临界点，那么TA就会选择“卷”或者“平”。“卷”很痛苦，“平”也不是快乐。专家应该仔细去研究，怎么样才能让年轻人的压力变小一些，低于临界点。这才是“正视问题”。
或许“年轻人追求自身的发展与快乐”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婚育意愿，但对比其他国家来看，尤其是亚洲的两个工业国来看，说是极低生育率的主因，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最大的原因还是高税负低福利，让年轻人的婚育压力极高，且往往伴随着阶层固化，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阶层壁垒太高，导致了年轻人被迫选择短期的欢愉。不敢碰这个问题，就是开多少次会也很难解决极低生育率问题，好比拿多少钱补贴三胎来刺激生育率都是徒劳，反而可能变成婚育主体更重的税负。点击收藏本站，随时了解时事热点、娱乐咨询、游戏攻略等更多精彩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