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收入不高，也要在其中留出一部分作为预防性储蓄。实际上，很多家庭都过于谨慎，会过高地估计未来的压力，所以他今天会从并不高的收入当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预防未来的支出和应对不确定性。这样当然会影响当期的消费支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话，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
现在中国包括中央、地区两级政府真正用于家庭的福利支出还是太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国家需要在家庭上面支出更多，家庭才能消费的更多。家庭现在有很多成本几乎全部由家庭自己负担，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每年增长5%—6%，政府的预算支出完全有可能开始向家庭倾斜，如何让家庭同步地分享GDP增长？从微观上讲，涉及到整个收入共享的机制该怎么建立。这些都到了需要认真研究的时候了。
第二，整个国家支出层面上如何能有越来越多的支出用于家庭福利，把有些东西免费给老百姓。比如，现在生孩子和育儿的成本能不能由国家买单？从出生到小学的费用能不能由政府负担，我们在类似这些福利上的花费还是太少。要让家庭有更多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国家需要在家庭上花费更多。过去我们为了经济增长，把更多的钱投到基建上，改善国家基础设施；投到企业上，改善企业装备水平，提高竞争力。
但现在很多投资已经没什么回报了。中国三足鼎立的经济，有政府、企业和家庭三个重要主体。现在看来，家庭是一个短板，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政策改变，这个改变也可以说是整个经济模式的改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预防性储蓄过高和消费不足的问题。否则，家庭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对未来成本支出的估计，会持续进行预防性储蓄。
所以，要考虑如何能让家庭的一部分支出成本由国家跟家庭共同分摊，有些干脆就由国家买单。我们应该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国家要负担家庭在生育、育儿、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更大份额的支出，来分摊家庭的支出压力，这样才可以让家庭消费和福利水平得到持续改善，最终也有助于保持经济的长远发展的动力。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吸引外资，兴办合资企业，加工出口产业获得快速扩张，逐渐带动本土企业的转型。换句话说，我们在吸引外资过程当中，本地企业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能力也因为合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开始逐步提升，并最终发展成为外资企业的本地供应商，由此，中国的供应链开始持续扩大，覆盖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行业。
哈佛大学的Growth Lab编制了一些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我们发现，2000年中国还排在全球第42位，去年已经到了第16位。美国排在第11位。这说明，过去十年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缩减了一半多。但毕竟中国还是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人力资本总量很大，但水平还不像发达国家那么高，所以中国在技术开发等各个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将来差距还会不断缩小。
正因为如此，其实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担心对离岸供应链的依赖。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对他们来说被视为一个巨大的风险。他们现在要“去风险”，这谈何容易？寻找供应链的第二来源，不仅承担巨大的调整成本，最多也不过解决少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依赖，无法从总体上脱离中国。所以，部分发达国家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可以真正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反过来，那百分之几的核心技术产品虽不在我们手上，但随着不断的研发和技术进步，技术自主的问题最终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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